随着《岁月情缘》的问世，赵忠祥再度成为舆论界、读书界关注的焦点人物。为此，本报记者日前对赵忠祥进行了专访。
＊只要你指出有缺欠，我就去改，我就是这样的态度。但是你看出我有错字以后，又不教导我，也不通报我，然后又夸大其辞地去宣扬，我不赞成，也不欣赏这种态度。
记者： 95年您的《岁月随想》出版后，读书界曾经有过一些批评意见，在新书问世之际，是否想到会有新的更激烈的批评，您是否“害怕”这种批评？
赵忠祥（以下简称赵）：我的读者给我写信时都会给我一些指教，但他们在作品的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等方面都没有发现问题，这是其一；第二是他们在主要创作内容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，只是挑一些文字上的错，这些东西见仁见智，咱们还可以探讨，比如我第一本书中用过“宁馨”这个词，有人表示反对，这本书中我又用了它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它是错的。其他的错呢，据说有两个老师点教我，弄得所有的报纸都想找到他们，他们声称挑了我几百个错，却不告诉我，我至今还认为，这不算是批评，只是一种奚落。对于这种奚落，我只有用更好的作品来回答他们。我对批评的态度是多年积累的，我搞一个节目也会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，对不对？这个也不例外，都一样嘛，我不会大惊小怪，一个是承受能力强，再一个是确实对我有所教益。
错误在所难免。我现在还很少发现一本书里没有错字的。第二本书刚出来，我自己已经发现了几处错误。但是我不能以“在所难免”来宽容自己，只要你指出有缺欠，我就去改，我就是这样的态度。但是你看出我有错字以后，又不教导我，也不通报我，然后又夸大其辞地去宣扬，我不赞成、也不欣赏这种态度。当然这种态度不足以影响我，不足以影响我的创作情绪。我在观众中的形象，决不是某些人说几句不好的话就能够影响的。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我既不会被一些溢美之辞捧得晕头转向，也不会被一些批评的文字搞得心灰意懒……
记者： 是否可以称为宠辱不惊？
赵（笑）：不敢说“宠辱不惊”，但至少我正朝“宠辱不惊”这个方向努力。作为一个主持人，四十年中就是在两重意见中成长起来的。所以我不会像一个小姑娘，受到一点批评就哭起鼻子来了。这很好，一切我都当成一种帮助，至于他们怎么想我完全没有必要去理解，我去想怎么工作就对了。
我在这本书里讲得很清楚，我写书是为爱我的人，是为支持我的读者。我认为我有责任把我这么多年从事电视工作的经历、感受告诉读者。对那些批评的声音，我真的不是很在意。
＊我还能跨世纪，前景又那么美好，我是满怀乐观的。而且我特别希望我的观众都能有这样一种心态，很达观地看待一切。
记者： 从这两本书的书名上看，似乎表达了您的一种怀旧情绪，这种怀旧是世纪末情结，还是对自己人生旅途的一种回望？
赵：我的这两本书确实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。我的第一本书为什么定“岁月随想”呢，其实这是信手拈来的。当时全书分三个部分：岁月篇、随笔、谈艺录。岁月篇当然就是一种对流年往事的回忆了，当时定书名就是《岁月随笔谈艺》，后来想到“谈艺”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，去掉，就是“岁月随笔”；我说这个“笔”不如“想”飘逸，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。第二本书呢，既然有了一个“岁月随想”，我想让它一脉相承，形成一个系列，因此定名首先要有一个“岁月”；那么这个“情缘”呢，我是考虑了很久最后才定的，我觉得人和人之间，父子之情、手足之情、同窗之情、爱情，情是无所不在的，那么缘分就是这种情凑到一起。所以就有了一个“缘分”。“情缘”就是这么来的。在世纪末或者说千禧之年，怀旧是难免的，但怀旧也有两种类型：一种是消极的，后悔不迭，怨声载道；另一种是积极的，尽管我过去的岁月有坎坷有挫折，但是我能有这样一个工作机遇，是我一生的荣耀，我在回忆起来时是心平气和的，可以说是无怨无悔。当然我的工作做得还不尽如人意，我后悔的是我的修养还不够深。虽然我年事已高，今年已经57岁，但这个年龄还属于年富力强的时候，我还能跨世纪，前景又那么美好，我是满怀乐观的。而且我特别希望我的观众都能有这样一种心态，很达观地看待一切。因此在我的每篇文章当中我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想法。
记者： 一个多月前我们曾从作家出版社得知您的第二本书原来打算叫《爱情墙》，为什么临到出版时又换名字了？
赵：本来打算整本书随第一篇散文的标题，就叫《爱情墙》，后来出版社为了防盗版，到出版前又决定换书名，在这本书出版的大约前5天还不敢向外界透露。我以前还不知道书市里反盗版的斗争这么激烈。
＊我的第三本书一定要出。既然有了姊妹篇，就会有三部曲。
记者： 您在这本《岁月情缘》的前言中提到，您以后还要继续从事写作，那么对将来写作的方向您现在是否有个大致的构想？
赵：我的第三本书一定要出。因为在写《岁月随想》、《岁月情缘》的过程当中，我已经对第三本书有了一个框架和布局，基本还是以这个风格、这个体例去进行创作。既然有了姊妹篇，就会有三部曲。至于以后，如果我能驾驭自己的话，我就大致在散文集、业务研讨、学术上再做些尝试，做些总结吧。现在说什么都早，将来再看，也可能做一些评论什么的，评论文学界的一些现象，特别是评论屏幕上的一些现象我还是比较有资格的，其实我觉得我将来可干的事挺多，很乐观。
包括这个里面（《岁月情缘》）的一些内容都是我这一两年最新的想法，而且它们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。我不知道多年以后，或者说两三年以后，我还会有什么样的生活。反正大致方向不会变吧。我觉得写散文也好，写随笔也好，你不贴近当时的生活，就不会有你的共鸣。所以我写抗洪，我写北约轰炸科索沃，都反映了当时的形势。我觉得，这个时候一个记者的正义感是要表现出来的。
记者： 您有没有考虑过写自传？
赵：对于自传，我基本上没这个打算。但我想将来我的岁月三部曲，至少能使我的人生的某个阶段有一个大致的脉络。这不能说是自传，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我的心路轨迹。
＊（名人出书）说好的是大部分，说不好的是个别人。我的同事去写书有什么不好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不懂不好在哪里。
记者： 近几年很多名人，包括中央电视台的很多名主持人都写了书，那么您对名人出书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
赵：我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，我觉得这个事很好。也有一部分人说不好，但我了解了一下，说好的是大部分，说不好的是个别人。我的同事去写书有什么不好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不懂不好在哪里。第二，主持人这个工作是一个新生的职业。主持人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演员，他应该兼负记者和编辑的职责，也就是说写作是他本身业务赋予他工作的一部分内容。既然记者和编辑可以写作，主持人写作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那么他们练练笔头，去出一点书有什么不好呢？应该鼓励，我觉得应该鼓励。
所谓名人出书，我觉得也应该鼓励，写书总比干一些不好的事要好。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嘛，这是过去的一种说法。中国人提倡读书啊，是吧？那么他们现在去写书，就比如让孩子们去学好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？我不相信父母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写一篇文章，做一件好事的时候，上去就一个耳刮子，“你凭什么在这儿写，不可以的！”是吧？我觉得，所有怀着正常心理的人，都不会这样的。
＊我比较喜欢鲁迅，司汤达，蒲松龄，曹雪芹四大作家。《岁月情缘》思路上可能受《聊斋》影响比较大。
记者： 您平时最喜欢哪些作家，在写作上受谁的影响最大？
赵：鲁迅，司汤达，蒲松龄，曹雪芹四大作家。鲁迅看问题非常深刻，非常犀利，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跟他相差甚远，应向他学习。《岁月情缘》思路上可能受《聊斋》影响比较大，我从小就喜欢聊斋。当然这只能说是我想向他们去靠拢啊，别误解成我怎么那么不谦虚呀（笑）。以他们为榜样，我永远学习的榜样。
记者： 您最喜欢的当代作家都是哪些？
赵：当代作家说这个得罪那个，我就不说了。
＊如果后人要研究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电视状况，我的书肯定是值得他们参考的。因此由某一个领域的人自己写自己的生活，我认为这是今后的一个潮流。
＊作家又不是某些人的专利。没写书之前你也是非作家，写了书以后，人们认可你了，你就成了作家了。我不是专业作家，至少也应该算个业余作家吧？
记者： 您的第一本书《岁月随想》一炮打响，取得了一百多万册的销售业绩，刚刚出版的《岁月情缘》据说形势喜人，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方式对专业作家有何启示？
赵：你这个问题实际上问得很尖锐，我如果真的如实回答，就可能考虑不周全，会伤人。我真的这么想，（指了指记者的采访本）你这么写也可以。总而言之，我觉得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。进入了现代，或者发展到未来，我们应该在全民的文化素质都提高的基础上，全民的文化水平和表达能力都提高的基础上，有生活（体验）的人自己来写自己的生活就会更吸引人。我是有这样一个非常朦胧的想法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们很多作家过去老说体验生活，可顶多呆个三五载，这已经了不得了。但是你比如，我举个例子，如果要写电视，电视人，电视圈，我呆了四十年，我的生活不是别人体验三个月五个月能体会的。如果后人要研究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电视状况，我的书肯定是值得他们参考的。因此由某一个领域的人自己写自己的生活，我认为这是今后的一个潮流。
作家也应该植根于他自己熟悉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新想法。因此，在这里也就出现了作家非作家之争。甚至有很多人对我说，你不是作家你为什么要去写书？这里就很逗。人生来都是一样的，谁说你生来就是作家的，对不对？作家又不是某些人的专利。没写书之前你也是非作家，写了书以后，人们认可你了，你就成了作家了。我不是专业作家，至少也应该算个业余作家吧？因为我有两本著作了，我不是业余作家，谁能否定我的这个名称呢？但总而言之一点，我们要更多认识这个时代，把握这个时代的使命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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